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8】。

人工智能将非常可能大幅度提高思想的普遍交流能力，各种文化的概念、语言、知识生产方式也将因此趋同于人工智能可理解的方式以便达成互相理解。中国固有跨文化传统，然而西方哲学如此强劲，以至于未能化入而只是移入到中国思想空间中而形成内部对峙。

就可见的前途而言，西方哲学有可能在中文里借助语义重构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树状分支。围棋的隐喻旁证了中国哲学中至少部分思想具有普遍的理论性，尤其是，围棋的思维模式与中国思维的一般方法论之问有着同构性，这种方法论也广泛见于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这个分类并不完全忠实于西方分类学，而是中国化的西方分类学，从中可见冯友兰试图在西方框架内为中国哲学安排一个有利位置，即三得其一的人生论。真正深刻的事情属于理性无法分析的神秘经验。被选中的西方哲学，或多或少用来与中国思想互相印证。

与社会科学受限于给定通用规则的情况不同，哲学不是一种现代发明的思维模式，而是任何文明随着生活必然遭遇的根本问题而自然发生的反思，虽然是希腊把反思根本问题的思想命名为哲学，但并非其他文明不存在哲学所指的思维活动。文学就包含深刻而神秘的特殊经验。[③] 梁玉绳说孟荀齐号，起自汉儒[④]，言过其实。

[39] 我曾谈到，关于儒家思想资源，我的总的想法就是：出入乎孟荀，折衷于孔子[40]。由此可见，李泽厚所谓举孟旗，行荀学对于皇权专制的阳儒阴法路线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今天来说则实在是不可取的，蕴涵着威权主义的倾向。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即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②]。盖两汉学术……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

而他所说的荀学指道德的意志维度。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然而这种荀学的法家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是以外在的、先验的理，主宰并融解为内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为，即把‘事事物物实际是人的各种行为都纳入这个规范中，制定出各种等差顺次秩序规则的系统，成为可实践施行而非常庞大细密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来有效地统治人们的身心，其结果就是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荀—董—朱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年的伦理学[38]。此后，尤其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相关文章，形成了统合孟荀的热潮。荀学近代复兴的进一步表现是晚清学界出现的今文经学派（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排荀与古文经学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争。

[47] 参见黄玉顺：《孔子怎样解构道德——儒家道德哲学纲要》，《学术界》2015年第11期，第104–115页。[36] 黄玉顺：《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第39–44页。[47] 二是刘悦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以经过重新诠释的心统情性来发展李泽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补之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23]。

（1）损：对孟荀思想中非现代性因素的摒弃。其间，唐代杨倞作《荀子注》虽然影响深远，亦未能扭转这种趋势。

《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9–71页。[35] 这种思想倾向的背景是当时革命的需要，但革命导致的威权主义专政毕竟是一种现代性的政治现象，这样的荀子颇似西方的马基雅维利。

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纠之以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着眼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一方面受之以荀，因为现代性的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种子主要存在于荀子所代表的传统中。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学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和偷换古今之变问题，以此拒绝现代文明。因此，荀学只能后台操作。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荀子主张服事暴君。这说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着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从而表明现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33] 孙大坤：《晚清语境中的荀学解释》，载《经典与解释》第49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231页。

孟荀思想亦然，其实都是在不同时代被诠释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32] 谭嗣同：《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东汉末年赵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中国正义论[42]。

其实不仅是汉初，在整个汉代甚至更长时期，荀子的影响要大得多。人们通常将当时荀学复兴的缘由归因于乾嘉学派整理古代文献而导致的诸子学的复兴。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1页。乾嘉学派在两个方面具有近代性质：一方面是其方法上的现代性，即其实事求是的方法，梁启超说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7]，胡适也说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是‘拿证据来[28]。[25] 入清以后，乾嘉学派公然复兴荀学，其中仅学术名家就有卢文弨、谢墉、钱大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进而至于近代俞樾、王先谦、孙诒让等。当然，章太炎有法家倾向，例如他为法家辩护：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问题。[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52] 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00页。[36] 这或许会令人产生疑惑：曾在汉初襄助帝制的荀学，何以会在推翻帝制的历史潮流之中复兴？唯一可能的答案：荀学之中显然存在着某些可资解构帝制的思想资源。

[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想路径 迄今为止，主张整合孟荀的学者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尚无清晰的结论：究竟怎样整合？在我看来，既然孟荀思想本身存在着矛盾性，那么，简单的举孟旗，行荀学口号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要举的孟旗究竟是其君臣伦理方面还是其批判专制方面？要行的荀学究竟是其专制资源方面还是其启蒙资源方面？显然，我们应当意识到，孟荀整合需要对孟荀双方的思想都加以损益（这是孔子的观念[49]，损是去掉一些旧的东西，益是增加一些新的东西）： 1、孟荀思想的契合性损益 孟荀思想之间存在着相互契合之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儒家。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名义上，荀学衰落了。

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4]，可谓说出了历代皇帝的心声。一是梁涛的《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同尊孟荀》，主张将孟子由道德而政治的为政以德与荀子由政治而道德的为国以礼统合起来。[17] 朱锋刚：《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天府新论》2019年第3期，第31–36页。[34] 章太炎作《訄书初刻本·尊荀第一》，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4] 事实上，中国正义论可以说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种实际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于儒家的正义理论体系之中。[37] 李泽厚：《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第58–62页。

[2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本文将从观察中国社会形态的转换与孟荀思想影响的消长之间的关联来加以分析，以确定我们今天对孟子与荀子所应有的态度。

（2）益：对孟荀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然后就是宋学的兴起，极端地推崇孟子。